第七章 思（想）和字（詞）
宋文里
第一節
（前情摘要：我們對於人類心智發展的問題是從物種發生學以及個體發生學的角度一路探討上來的，到了有關思維、言說這些概念的問題，已經到達關於高級心智發生的關鍵問題了。）
許多學說都無法給我們令人滿意的解釋，在最基本的提問法上，它們所犯的基本錯誤就是一直把思想（思維）、字詞（言說）採用各個分離的因素(elements)概念來理解，而不能解釋其終極的整體性（統一性）。我們必須在此下手進行重新探討。
當然，在分析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對於方法論提出新的起點，那就是分析的單位(unit)。單位和因素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涵蘊著統一體(unity)的達成，但同時它也不會失去可分析的特性(characteristics)。具體而言，我們所發現的問題乃是：最該分析的，應是字詞的意義(meaning) （以下偶簡稱「字義」）或是語言的思維(verbal thinking)（以下偶簡稱「語思」）。字詞的意義乃是言說現象中的心理成分，沒有意義的字詞就不是字詞，而只是空洞的聲音。但字詞的意義同時也就是一些概括化作用(generalization)的結果。任何概念都是一些概括：人一旦開始了思維的動作，他就是在作概括化，所以，字詞意義的產生就同時是思維這種心理現象的產品。
所以，我們的基本論題就是：字詞意義乃是語言思維的單位。有意義的言說，以及字義的發展，這些現象之成立毋須再多作解說，我們將要以一系列的實驗來支持此說。（但我們要先知道在此之前的幾種心理學說，及其錯謬之處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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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聯結論者(associationists)認為字詞和意義之間的連帶關係是由於視覺、聽覺等經驗之中的一些相似性的聯結而產生。這些連帶關係有強有弱，雖然這些連帶的本質是心理的，但心理本質的本身是不會改變的，否則何需「聯結」？此論的最大弊病就在於它使得發展（變化）變得不可能。聯結論者所謂的「聯結」基本上都屬於知覺經驗，而從未將言說經驗放進其中，並且他們談起字詞意義的問題時，就如同在談客體知覺的問題。他們所謂的意義聯結只是指意義外延(denotation)的產生（也就是將客體和一種知覺聯結起來）。我們對此最大的疑問在於：真正會發生變化的並不只是字詞的內容，而是從字詞中所反映的現實究竟是什麼──概括化的作用到底如何發生？
接下來的心理學發展是于茲堡學派(Würzburg school)對於聯結論的拒斥。他們要把意義和感官經驗分開，但最怪的是，他們使意義變成純粹的理念活動，也倒退回空洞的主觀主義。譬如Kulpe讓思想倒退回柏拉圖式的理念，這種想法認為字詞只不過是思想所露出的外衣，於是對於言說現象的解釋就只得讓聯結論變成反潮而回的大浪。Selz甚至認為人類的生產性思維(productive thinking)在本質上和猩猩沒什麼兩樣，他完全沒想到字詞在思維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就連Ach也把概念和意義視為等同，因此，字詞意義一旦確定，就再也不會發生變化。
至於完形學派(Gestalt psychology)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他們讓思維與言說從聯結論中解放出來，但卻一股腦地全部倒進結構形成(structure formation)的大熔爐──他們認為思維和字詞具有類比關係，因此在結構上就自然會化約為同一個公分母。在Köhler的實驗中，字詞對於幼兒的作用就如同棍棒對於猩猩的作用一樣：屬於同一種工具結構。聯結論在此似乎進化成結構論，但這種進步只是個錯覺──他們其實還是在原地打轉：他們仍然保留了兩個致命的假設：(1)所有的聯結在本質上都是同質的，(2)字詞意義不會變化。他們忽視了字詞中隱含的概括化乃是人類的意識對於現實的一種特有反應方式，他們也忽視了字詞意義和發展的關係。因此從猩猩到小孩，從小孩到大人，在最基本的知覺和最高級的思想形式之間究竟有何分別，他們都說不出來。
第二節
對於這個多變的字義，我們必須小心地為它下定義：它是來自概括化(generalization)，所有的字詞都是在作概括化。而字詞和思想的關係亦是變化不居的。對此，我們的研究方法乃是：從發展的變化中取出一個切片來作檢視。分析法也因此必須從發生學轉為功能過程發展的分析（亦即意義在語思中的形成──從思維的模糊形式如何形變至完成的字詞）：語思分析可顯現的不只是語思本身的結構變化，同時也顯現了字詞和思維兩者之功能關係的變化：為此，我們必須研究某些語思活動之高層次的接合與完成形式──我們要把重點放在「由思到字」的意識發展。這是最為複雜奧妙而嫻細的精神形成過程。
這個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語思不是個僵化之物，而是一種「運動」。因此我們可說：思不是被字所表述，而是被完成。思想和字詞的關係乃是其「無」與其「有」之統一。思維總是在努力著建立起一物與他物之關係，因此它必須是運動不息的：展開、填滿、解決，如是不已。這是在不同平面之間的運動，其詭譎之狀，「連哲人都不曾夢想過」。
最初的分析是要考察內在的語意到外在的語音之間的聯結：(1)就發音層面而言乃是從一字→幾字→片語→一句→句串；但就意義層面而言卻是反其道而行─先有全義，後再細究其用字；就此而言，無論是「單字句」或「複字句」原都只是為了表達一義。這兩條發展路線未必能夠完全碰頭，但這樣的起點才使得終極的統一成為必要：統一乃是得來不易的工作──在統一之前確實為二，然後才有統一。假若起初即是一（太一、無極云云），則有何「關係」、「統一」可言？
最初的一字原是為了表示多重的全體，而後果然發展出多字，用來捕捉這個可以分離成片段的整體。在初始之時，思與字並非由同一模子所鑄造，思必須重新結構，以便能與字套合，故曰：「思並非被字表出，而是被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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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考察的一個特性是，在發展的較晚階段，Piaget發現孩子學會使用「因為」「雖然」「既然」等開頭的從屬子句，但卻不知其語法結構（譬如拆開來就不會使用）。所以，孩子們是先學會外規則（句法）卻沒學到內規則（語意）。而在發展早期階段，這種內外不符的情況更是明顯。
從這裡，我們還會發現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那就是當代心理語言學所發現的主語(subject)和謂語(predicate)之間的不相接合。所謂的主語(subject)和謂語(predicate)，在心理上本來就具有可以調整的關係。譬如在 “A severe spectacle opens up before you.”這詩句中，正常的文法當然會說“ severe spectacle”是主語，而“opens up”是謂語，但在詩人的原意上，主語是“opens up”，而“ severe spectacle”則為謂語（亦即變成了： “What’s gonna open up before you is a severe spectacle.”）
以下有一例（p. 252:“The clock fell.”），說明在對話狀態下主語和謂語的變動（在接話者聽來的要點就是謂語）。在心理上的複雜成分都有可能據有謂語的地位，並成為句法邏輯所當強調之處。在語音學、型態學、詞彙和語意上，甚至在節奏、格律、和音樂上，心理學的範疇都隱藏在文法和形式範疇之下。此兩者可以相符，也可以分離。所以，有可能在文法上的錯誤，卻會造成藝術上特有的表現，Pushkin如下的詩句就在表達這種洞見：
| Like rosy lips without a smile, I would not love Russian speech, Without grammatical errors. Как уст румяных без улыбки, Без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ошибки Я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не люблю - | 在有如玫瑰般的紅唇上，若沒有微笑， 我怎能喜歡這不允許錯誤的俄羅斯語言呢！ (宋譯) 如同朱唇不帶點嫵媚， 不容一丁點文法曖昧 這種俄語我可不愛 (洪譯) |
只有數學（語言）才會避免一切錯誤，但從思到詞乃是一段從不一致邁向統一的運動，它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有如從數學的理想邁向想像的和諧。這樣的運動，我們可稱之為進化。
從許多例子中（p. 253, Krylov的 “Dragonfly and the Ant”─即La Fontaine的「蟬與螞蟻」的俄文翻譯； Heine “The Fur and the Palm”）我們可以看出，在文法上一些看似無傷大雅的細節變化（如詞性中的性別），都可能導致言說整體意義的改變。我們從中看出的是從意義的句法到字詞的文法，在sense structure上所發生的持續性變化。
很顯然的，在向外表出的言說到言說的內在語意這兩者之間，若不能達成互相符應的話，則完整的語言表達形式也就無法達成。在小孩身上，他自己必須要能有意識地發現此兩者之不同，然後才能降入其中，去尋求兩者在發展合一的可能。但是幼兒不能有此意識，他們不能區分詞與物，他們以為物的名稱和物的性質是不可區分的。
在實驗中，要叫一個小孩故意把一物改稱別名，或使用改變的暫名來講述一段話，是相當困難的。在這裡我們看到孩子把聽覺和字連為一體。所以，一旦我們發現孩子可以區分，那就是一種新意識的起點了。我們在實驗中發現字詞的指示（稱名）功能(indicative, nominative function)出現在前，而其顯義功能(signifying function)則出現在後。
總之，物名與字義分離之後才能進一步讓概念有形成的機會。在此之後，成人在表達概念時，才能夠用字。
第三節
比語意層面更深一層的內在言說(endophasia; inner speech)是我們在本研究中鑄造的一個新詞，所用來指稱某一堆語言現象。由於在指稱時所強調的重點不同，因此也有許多有待釐清的問題。
1. 用內在言說來指稱語言記憶：這是將字詞視為客體的心理再現(representation)。當然，記憶是內在言說的某種成分，但單憑此還不足以形成概念，所以也不足以進行內在言說。
2. 無聲的言說：這是一些行為主義者（譬如Bekhterev, Sechenov）的論調，他們認為內在言說就是言說的反射減掉運動神經的聯結，或是只完成言說反射的2/3，或是觀念論者說：言語（而非言說）之主動性的成分不包含其被動性成分（聲帶肌肉）時稱之，云云。
3. 在說出之前的一切語言活動皆稱之為內在言說：此說的代表者是Goldstein，只是對於言說經驗的直覺描述，卻未曾產生可分析的概念。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言說有「為人說」「為己說」之別。這兩者的分別才是新理論萌生的關鍵所在。「為己說」是把「為人說」的發聲部分消除，但就在這消除中，也產生了不只是聲音，而是內容結構的改變。談到這裡，我們要進入更精細的方法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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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所發現的自我中心言說(egocentric speech，以下簡稱ec. sp.)是在描述功能結構的發生學，但他對此的詮釋有許多錯謬。他認為ec. sp. 的在結構功能上是內在的，但同時它也有其相應的外在顯現，因此可供直接觀察。譬如我們可藉此觀察什麼部分會逐漸消失、除去。這種言說的命運是「沒有未來」，因此它不會向外延伸、進化，而只能走上萎縮與退化之途。
我們承接Piaget的觀察，但在方法上卻有所不同：我們所觀察的是什麼東西逐漸添加、竄改──我們對於ec. sp. 的看法和Piaget迥異，所以我們看到的剛好和Piaget相反。
Piaget認為ec. sp.是一種接近於自閉症的不成熟狀態，由於這時所發出的言說不必納入成人的言說，因此其中就呈現出簡略、片段、不可理解的結構特性。但我們的看法相反於此：ec. sp. 乃是一種從一個人之心到另一人之心（這一方向）轉往自己內心的功能轉變──它是從社會性言說轉往自我言說，也就是從合作的言說轉為自白。它不但不會萎縮，反而會日漸強化。
Ec. sp. 會隨著意識與反思的難度而日益增加其使用頻率，他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非減少。Ec. sp.唯一消失的特徵乃是發聲，但此一消失即可視為ec. sp.的全面消失嗎？當「為己說」從「為人說」中分化之後，獨白的結果是失聲，可我們要知道：這失聲不是退化，而是另一種結構的萌發。我們從此獲得的理解是：內在言說使用於其脫離外在言說之時。
Piaget用下降曲線來解釋ec. sp.，所以他認為ec. sp. 是「不夠社會化的言說」；但我們則把ec. sp.擺在上升曲線中，反而認為它是「不夠個體化的言說」。對於這樣的爭辯，我們要設計一系列的實驗來觀察：「社會面向」的增加究竟會使ec. sp. 增強或減弱？
在我們進行實驗之前，我要把實驗的要義在此交代一下：假若ec. sp.是源自於社會化不足的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那麼，任何心理上的隔絕或與人接觸的減少，都會使ec. sp.的指數增高；反之，若ec. sp. 是源生於「為自/為他」的區分不足，則實驗條件的變化應會使ec. sp.指數也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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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實驗就根據Piaget原先對於ec. sp.的描述來開始：(1)它是一種集體獨語，(2)它具有一種「以為別人都瞭解」的錯覺，(3)它的發音不是喃喃細語，而是如同對他人講話。Piaget的觀察也有人為之應和，譬如Grunbaum，他們一致認為：孩子們之所以各說各話，是因為他們以為「思」本係人之共有，故而「說」不清也無妨。
我們就針對以上三個觀察，各作實驗來重新觀察。
1. 讓孩子們和聽障兒或外國小孩相處：結果發現，當「被人瞭解的錯覺」被排除之後，ec. sp.的指數也驟然下降，甚至降低到零。由此可見，ec. sp.的出現不能與社會條件分離。
2. 使用三種避免社會接觸的處置：a. 和不熟的孩子相處，b. 用桌子把孩子隔離在屋角，c. 讓他自己獨處。這些實驗所得的數據基本上也顯示了ec. sp.的下降，雖然不如上一處置那麼劇烈。
3. 阻撓孩子的發聲：a. 讓他在大屋中遠離其他小孩， b. 用高分貝的背景音樂使他的發聲受阻，c. 不准他出聲，或只准他用低語、無聲之語講話。這組實驗產生的數具有很大的變化，比上一組更有甚之，但總之還是可以看出ec. sp. 的減低。
綜合而言，以上的實驗證實了當「對己說」與「對人說」的共同因素都予以排除之後（也就是造成了：不能獨白、別人不懂、發聲有障礙的處境），結果都會使ec. sp.降低而非升高。可見Piaget對於ec. sp.的理解是有誤的。我們要再次強調：ec. sp.在功能和結構上都和社會言說（「對人說」）乃是不相同的。我們應該把ec. sp.視為從社會言說中分出，但尚為分離成功的一種內在言說狀態。
Piaget認為ec. sp.只是一種錯覺（以為別人在聽，也聽得懂），如果我們知道別人沒在聽，我們自然會停止說話，小孩則不然：他們會繼續說，那究竟是說給誰聽呢？顯然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所以我們乃得知：「對己說」是與「對人說」不同結構的言說。
第四節
內在言說並不是言說減去聲音，而是具有另一種言說結構的功能。由此往下推論，我們甚至會發現：它連句法都會不同於外在言說──在此，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它的兩個特徵：碎片、減縮。前人事實上都早已發現這些特徵，但由於只會描述不會分析，以致把這問題弄成了個死結。譬如Watson就認為：這些現象只是如同習慣一樣，是屬於一種「短路」。他說：就算我們能把這些言說碎片都描述下來也無濟於事，因為這些語詞含有「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le)。
我們如果沿著發展的路線去跟蹤觀察，確實會發現：這種碎片、不可理解的現象一直到入學前會發展到最高潮。但是，善觀察者仍然會看出，這些碎片不只是任意的省略和刪削，而會發現他們所省略的都是主語(subject)，而留下的則是謂語(predicate)。內在言說的句法乃是純粹而絕對的謂語性(predicativity)。主語之所以可省略，是因為對談者（或自語者）已經知道，不必重複。「你弟唸過這本書嗎？」「有啊！」（為何不必說「我弟唸過這本書」？）還有，在月台上等車的人只會說：「來了！」而不必說：「南下第4017列車已經來了！」這些省略的形式我們都知之甚詳。我們說出的是謂語，而主語則是在對談者的「腦子裡」，（不用廢話）。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種謂語縮寫的現象。譬如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的Levin 和Kitty用縮寫對話的那段，就是個精彩的例子。（on p. 268）──所以，假如你讀懂這段描述後，你知道我（宋文里）說：C.Y.W.U.A.T.E.是什麼意思嗎？托爾斯泰說Levin知道他的意思不用很多字詞來打扮，他的愛妻自然會懂得。
Lev P. Yakubinskii (Якубинский, Лев Петрович (1892 - 1945))在研究過許多關於知識理解的問題時，對於人們講話會用典而別人則以猜測來理解，這種言說現象在溝通雙方具有極高的地位。同樣的，Jevegenij D. Polivanov (Евген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оливанов 1891-1938)也認為：我們所說的話從聽者的角度是否容易理解，要看他對於話題材料本質的理解程度而定。如果真要把我們所懂得的東西都說出來，那我要耗費多少語言才能說得完呀？！
很多簡潔的表達乃是在眾人皆已知情的狀況下自然的省略。不過，有些不期然的省略卻會引來很多笑話。（見p.269一群聾子的笑話）。互不相知者，再費唇舌也是無濟於事，相反的，我們不也都知道什麼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第五節
在書寫言說、口頭言說和內在言說之間，有一些可陳述的結構關係。書寫文字之所以複雜乃因為對話者不在場的關係，不多費詞就一定講不清楚。在語言學的傳統中，言說功能的多種變化最近引起了很多注意。早在Humboldt之時，他就解釋過詩與散文的不同和這些功能差異有關。詩有賴於音樂，但散文則需自行建立其邏輯韻律(eurhythmy)─譬如起承轉合之類的。可惜Humboldt, Potebnia都還未能完全解釋言說之中的真義──譬如散文和家常話之間的差異又要如何解釋？我們必須瞭解，他們所說的邏輯，其實是有獨語邏輯(monologic)和對話邏輯(dialogic)之別。在對話情境中，語言甚至會變得只是眉來眼去之間的點綴而已。杜司妥也夫斯基描述過一段有趣的言說情境，六個醉鬼在一段看似針鋒相對的意見表達中，居然只是把同一個字重複了六次。(p.271)對談者間對於主語的共同知情，以及使用音調高低，這兩特色都是書寫語言之所無。但我們由此可知：最自然的言說是交談，而獨語則是一種特殊造作的言說，它屬於言說的更高層次發展。對談時用語常常簡單，但獨語時卻會使用極端複雜的詞彙──我們可以說，在獨語時，字義被推進到意識本身的層次。
我們來整理一下這些言說狀態的關係：把想寫的東西先說一遍，那是內在言說──內在言說就是思想的初稿。然後我們把最終寫好的文字言說放進來比較，我們就可以從謂語性的觀點擺出三種言說的結構關係：
內在言說→口頭言說→書寫言說[1]
謂語性在口頭言說中偶爾會出現，而在書寫言說中則完全不許出現，於是我們發現：內在言說才是最純粹的謂語性之家，在那裡有絕對的謂語性，也只住著一些謂語，別無其他。
在我們和自己互動的「社會言說」中，我們也在引經據典、使用代名等等，但由於這些全都是自明的，所以一定從簡。複雜的思想要做簡鍊的表陳，在外在言說的情況下，除非對談者雙方都早已熟悉，否則絕對不可能達成溝通。（互相高來高去，他們到底懂了些什麼？）
我們是從ec. sp. 的語言碎片中，推出主語放棄而出現的語言濃縮或簡化等現象，然後知道這種句法改變實乃言說結構的改變。從此進入內在語言，我們果然發現其中的「句法」幾乎完全被放棄，而改用了謂語性來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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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在言說的簡化、縮寫等特性，還有其他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在此提出一個有關發音簡化的問題來談。像Levin對Kitty使用縮寫的溝通方式來說，那就幾乎用不著發音。我們自己也知道，我們常會用些字頭（或句首）來想複雜的句子。但這種簡化並不意謂「語詞」被「縮寫」取代，重點在於：當（那個句子）的心理內容（即意識內容）已經被明示之後，我們幾乎不必再用到那些（冗贅的）語詞。所以內在言說的執行可說是幾乎不必用字，當然也就用不著發音。
從以上看來，內在言說不但廢棄了句法，也讓發音縮減到最低限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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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對於簡化的問題還出現了更值得分析的層面，那就是關於語意結構(semantic structure)的層面。我們分三點來說明。
1.
首先是內在言說中，我們發現了所謂「字義」中，事實上是字的sense（意思）壓過了它的meaning（意義）。Paulhan早已在他先進的心理學分析中告訴我們：言說中的語詞，在意思和意義上是有區別的。語詞的意思乃是我們的意識在遭逢到現實之時，通過字詞而集結的一大堆結果。意思是動態的、漂流的、且又複雜地形成的好幾個區帶(zones)；但意義則只是在這些區帶之中的一小塊。在不同的脈絡中，意思會一直改變，相對地，意義則是相當穩定而固著的點。對於言說作語意分析，其首要之務就在於看出這些變化無端的現象。
Krylov所翻譯的「蜻蜓與螞蟻」這則寓言之中所用的「跳舞」這詞，在整則寓言的脈絡下就顯現出既是「快樂」也是「死亡」的意思（「唱歌？」螞蟻說：「那很好嘛！既然這樣，接下來你大可以跳舞找樂子呀！」）。這樣的用字方式就是把智性和情感的內容一次吸收在一則故事脈絡中，然後用一個詞就把這全部都淋漓盡致地表現無遺。這樣的意思一方面是表現得比自身多些，另方面又表現得比自身少些。能語其多，是因為它可以同時向著許多區帶展開；而會語其少，則是因為詞義本身就受限於那固著的意義而只能指著一定的脈絡而現身。（里按：「跳舞→找樂子」是語其少；「跳舞→找死」是語其多。）
從Frédéric Paulhan(1856-1931)的說法引伸而來的是意思的流動性正如意識的流動性一樣：一個字詞的意思正是由該字詞所引發的全部意識來決定！所以，我們甚至得說：它根本無從決定，因為天曉得它會引發什麼意識，會關聯到哪些意義。
而Paulhan最大的貢獻還在於他說出字詞和意思之間的關係具有可分離性：字可以離開它所可能表達的意思。字（句）可以留下來，但意思卻可以消失無蹤，或是莫名其妙地轉到其他的字義上，並且就此效死毋去矣哉。
字詞的意思常是和全句，甚至全文相關，而不只是字詞本身被固定的意義。更有甚者，Paulhan的分析還告訴我們：口頭言說的表出順序是從意義漸進至意思，但內在言說的順序竟是與此相反：先有意思，然後慢慢找些能表達此意思的意義。
2.
其次要說明的是：內在言說的語意分析中還可發現另外一個特性：字詞的黏合原則。許多語文中都會使用「把幾個字黏成一字」的造字法則。（這裡可以舉出很多例子，留給讀者自己去搜尋）但黏合之後通常會保留字根的發音，而黏合的結果並不等於這些部分意義的相加，而是成為另外一字。
3.
意思的融合乃是透過相互「影響」的關係而交織構作。這種融合的例子，由外在言說來找尋，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文學作品。一個語詞就可以取得全文的意思，譬如標題：「唐‧吉訶德」「哈姆雷特」「醜小鴨」等等。人的內在言說就是以此方式，義無反顧地快速進行，而行為主義者對此只能說「不可解乎、不可解也」。
4.
內在言說的意思結構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字義常具有「成語性」，甚至是「密碼性」，因此難以翻譯成為當下的口語──因為這樣的結構和字義的普通結構根本就是不共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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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談的，就是關於內在言說的幾個特性：謂語性、發音減縮、意思壓過意義、語意單位的黏合、字詞的意思會產生交互影響、以及成語性的言說。透過這些認識，我們才確定了內在言說和外在言說是根本不同的言說方式，不論在功能和結構上都截然有異。它自己是自成一格的言說。
如果要談內在言說到外在言說的運動，我們絕不可說：那只不過是寂靜言說加上發音的結果。這種運動事實上是要讓言說經歷一套翻天覆地的重新結構(restructuring)；這裡所需的乃是從一套句法形變為另一套句法；並且讓內在意思和聲音的結構轉換成外在言說的形式。
結語
言說轉換的問題，要怎樣觀察呢？最好的辦法就是採用一些「思而不成語」的例子。我們常常經驗到「說不出來」「不知該怎麼說」「我不會說」等等等。Gleb Uspensky (Успенс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43-1902)描寫過一個可憐的角色，他是這麼哀嘆的：
朋友啊，我們這種東西是沒有語言的…我說的話聽起來好像是有個思想的樣子…但不成其文也。那就是咱們的悲哀和愚蠢了。有時好像能撥雲霧見青天…像是個詩人也似地，我們以為在任何時候這些神秘的思想自己就會找到他們自己所熟悉的形象，（但是…）。(Observations of a Lazy Fellow Nabliudeniia provintsial'nogo lentiaia 1871)
這要怎麼說呢？Constantin S. Stanislavskii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1863-1938)曾經作過一種潛文本(subtext)的分析，就是把文本中的「一句可表成多義，或是一義可用多句表之」這樣的原則顯現出來。我們在和別人對話時，「接話」原則也就是如此：
「這鐘怎麼停了？」
「是鐘掉下來了。」
（──那可不是我弄的，是它自己掉下來了！）
（──我沒有亂碰東西的習慣，我只是在這裡撣撣灰塵而已！）
我們會接話，會接上很多別人意料不到的話鋒，但這是否就說明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多層次、多區帶的語意能力？有話說不來的人，都是成竹在胸的畫家嗎？我們的種種實驗對我們顯示的要義並非如此。我們應該說：思想並非被語詞所表出，而是用字詞來完成。我們必須知道，這套考察的精髓是在說：要用意識來作直接溝通是不可能的。意識的溝通，唯一途徑就是通過間接的方式──透過思想、透過意義（意思）、透過語詞的表出。只因為這條途徑的錯綜複雜，才使我們一不經意就迷失在中途。
潛文本(subtext)的分析是一種能讓我們維持著意義多層次認知的方法。捨此而不為，光憑著無想像、無方法的觀察，恐怕只會讓我們一再陷落和倒退，如前文所述的聯結論、理念論、完形論、結構論那樣，不知伊於胡底。
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對於「太初有道（這道太初與神同在）」給了個改寫，他說：「太初有為（有為方能啟道也）Am Anfang war die Tat」。我們也同意是如此。不過我們要說的既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也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而是：“In the beginning…”我們要用有歷史的辯證想像來讓這開啟的謂語成為我們的思想作為：
For the deed was only a beginning for the possible end of the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