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宋 老師的評論「關於Mozart的Queen of the Night」
陳淑純
Nov. 8, 2009
感
我的無心：當我面臨需要導讀一篇與音樂相關的章節之時，第一個考量是尋找實例，紙上談兵隔靴搔癢，但多年的經驗告訴我，「用語言談音樂」有距離、頗困難、很陌生，在我必須面對素昧平生的觀眾時，很多時候我把談話定位在與自己對話，否則思考會出現障礙。但是「Vygotsky經典導讀課程」的參與者已經有了先前對藝術的經驗與訓練，我於是作了不同的考量。再加上上課前兩天
我的有意︰我有意藉“Der Hölle Rache”傳達Vygotsky將藝術分為擬像的藝術(figurative arts)和抒情的(lyrical arts)藝術。雖然Der Hölle Rache是詩的語言[1]，它的表達(expressivity)「敘述」角色的心情、佈達命令等，傾向於「散文化」，但音樂部份則傾向「詩」的音樂語言，聽者最多能從音符的向上攀升或是定音鼓的出現，與「氣焰高漲」作聯想。音樂的「絕對」是「相對」出來的結果，這段音樂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直接」指涉角色在生氣，但也絕然不在描述角色的甜言蜜語、談情說愛。任何一種藝術都不可能「絕然」歸類為擬像的藝術或抒情的藝術，任何一種藝術都必包含兩種力量，一是散文（如小說）的「表達能力」，一是詩帶給人的「畏顫∕驚心動魄」，如Vygotsky所言，音樂「絕對化」必走入瓶頸，只及口號，不及實作，它使得作曲家無法伸展，歷史可以證明，但音樂「絕對化」的理想影響詩的語言，愛倫波（Edgar Allan Poe）說明他寫作（The Raven）的過程就是一例；另一方面，音樂有無可能絕對不絕對化，而走向全然的表達，全然的「散文化」？作曲家們已作過各種嘗試。作曲家如同詩人一樣，深知「道成肉身」的道理，或說肉身之上必烘托出「道」，「物」必出於「心」，「好詩」必是心物合一，「好音樂」也必定兼具兩種力量。如果將Krylov的寓言「散文化」，作品就只剩下語言所承載的「物」。
我在課程最後播放小女生Emily Bear的影片，本來很想和大家討論影片中的兩句話，對於自己沒有將時間控制得宜，非常懊惱。如果大家還記得，當記者問及Where does it come from? Emily answered: “I don’t know. Probably out of mind.” 以及Emily的老師說She speaks directly with her inside.我播放Emily彈琴與作曲，不是要展現她有多麼天才，而是認為這是得「心」應「手」的最佳選例，Emily是個孩子，自己不怎麼確定天份從何而來，但是她先得於心後應於手，大家有目共睹。此例先有「心」而有「手∕技巧∕物」，有別於一般人欲藉「得手」去「應心」，庸才最後可能可以「應心」，蠢才可能一輩子「應不得心」。這個例子或許也可以
我想以Emily Bear得於「心」應於「手」的例子回應Vygotsky對於創作的解釋並應用於教學。Vygotsky說任何藝術活動都以理性認知、理解、識辨與聯想等為前置作業，Emily必定先聽過Mozart的音樂，經過認知而得於「心」，她的前置作業會隨著成長而越來越豐富，創意也會越來越高超。依據Vygotsky的說法，理性認知、理解、識辨與聯想等前置作業可以經由教學傳授，不能教不能學的是「創意」，閱讀這一段文字，我當時腦中想的是
一部音樂作品如同一部文學作品，它提供給我們許多談論或詮釋的角度，如果經過談論或詮釋，作品有了新的時代意義，是「作者已死」的精神所在，也是我為何在課堂上播放好幾個“Der Hölle Rache”不同版本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