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郭茲基心理學與語言學的創思及其貢獻
台大、輔大、體大兼任 教授
洪鎌德
一、韋郭茲基的生平與著作
作為舊蘇聯1930年代最富創意和巧思的心理學與語言學學者韋郭茲基（又譯為維高斯基Lev S. Vygotsky 1896-1934），雖然只活了38個年頭，卻是一顆璀璨亮麗的彗星。他擁有深邃的哲思的淵源、廣博的知識背景，宏遠的思想洞見、精闢的理論推演和豐碩的學術著作，他可謂為20世紀俄國，乃至整個世界最富才華，但不幸英年早逝的思想家、理論家、科學家。美國學者Stephen Toulmin讚美他為「心理學的莫札特」誠非過譽之詞（Toulmin 1978）。
韋郭茲基在
韋氏另有博士論文改寫的《藝術心理學》（1965），也是一部嚴謹的方法論，對藝術加以心理分析的巨作。德國學界在1960年代末最先不太重視韋氏是一位傑出的心理理論家，而看做是一位日耳曼語文學家，後來發現他對語文和意識關係深入的探究，加上對雷翁提夫（Aleksei N. Leontiv 1903-1979）之文化歷史學派心理學的促成，以文學歷史論對行動論的轉型，於是韋郭茲基的學說在1980年代中期在歐、美、加、澳、甚至拉美大為流行。不過比起韋氏學說在美、英與拉美所掀起的「韋郭茲基熱」（Vigotsky-Boom）和西德（以及後來統一的德國）對韋氏學說的接納未免略嫌遲了一些（Keiler 2002:16）。
二、韋郭茲基《思維和言談》一書的簡介
誠如韋郭茲基所言：思維和語言之間發生學上的關係和功能上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困難的問題。對此不只現代客觀的心理學家具有同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下簡稱馬派）的心理學，都同樣欠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論，而致此一問題懸而未決。
思維和講話並非同源而生，其發展的途徑也不同。兩者有時並行，有時交叉，有時分開，有時融合成一體。孩童在早期發展成前語言的思想以及前思想的語言這兩者比較近，而合為一體的時候是孩童在10-12歲之成長期間。
在人類演變發展中，思維（簡稱「思」）與語言（簡稱「言」）的關係，經由對類人猿的觀察與實驗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1. 思與言有不同的發生學上之根源；
2. 思與言係在彼此獨立的途徑上分開發展；
3. 在人類發展的整個過程上，思與言的關係沒有固定的常數；
4. 猩猩擁有與人類相似的智力（使用工具之能力）；另一方面也有類似人猿的語言表達方式（發聲、情緒抒發之社會功能）；
5. 類人猿不具人類思與言之關係，不把這兩者的功能緊密連結在一起；
6. 在思與言的種類生成（Phylogenese）上使吾人證實智力的發展中有「前語言」階段，以及講話有「前智力」階段（D&S, 151）
韋氏在其大作中指出：要解決這個複雜而又困難的關係之問題，在心理學的傳統中有兩大派別互別苗頭。其一為19世紀以來的聯想論（associationism），把思維化約為藏在字或詞之後的表達之元素。這麼一來思維做為整合的過程遭到破壞，無法捕捉思維的特徵。其二為20世紀初開始的反聯想論，此一新派（又稱馬堡學派）視思維為單一無二、獨特的（unique）的心理過程。其特徵為是含有意向，為思維的主體針對問題的解決而進行的心理過程。此派採用主觀的、現象學的描述，把思維變成太抽象、太普遍性的稱謂，也與聯想論一樣遭到抨擊。與馬堡學派接近，但卻重視字義的定形（樣貌 Gestalt）之德國格式塔心理學派，其解決上述有關思維與語言（文）的關係，為把思想化約為視覺律則的分析，而無法考察做為具體的心理活動之思維的本質，更遑論思維同人的實踐活動以及同語言之關連。
韋郭茲基在其大作《思維與言談》的第一章便把問題的癥結以及過去的理論缺陷一一指出。在第二與第三章則評析比較具有創意的學說，包括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與舒特恩（Louis Wilhelm Stern 1871-1938）的闡釋。前者強調幼兒一開始採取「自我中心的說話」方式，做為話語的試練（verbal probing）。對此韋氏不表贊成，他降低幼兒的說話是自我中心的說法，反之，靠實驗與觀察，韋氏提出幼兒牙牙學語最初是簡短的、輕聲的呢喃自語，其後發展為內在的語言（內心化 internalization），再隨年齡的加大終於發展為人類思維的工具。
舒特恩採取發生學的研究途徑去分析幼兒的講話，以及講話的發展對小孩思維的成長之作用。幼兒在一、兩歲時發現身邊的每物（包括周遭的人）都有其名稱，從而開始以認識字詞的意義。
韋郭茲基把皮亞傑與舒特恩的思維與言談之關係做他主要主作的起點。他拋開皮氏幼兒「自我中心的說話」一概念，也拒絕接受舒特恩幼兒「發現」每個字的字義之說法，而著手探究思維與言談的發生學之根源（the genetic roots）。
在韋氏大作的第四章，他大談思維與說話的發生學上之根源，這是他這本著作最重要的一章。其中涉及的為字彙（詞）是概念的載具（攜帶者），而概念是思維的基礎。思與言之間的基本關係可以說在各自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並非始終不變，而是同一、或接近、或分開、或並行、或交叉之不同關係。根據他的考察，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兩個各自獨立的根源：其一為動物（人是高等動物）實踐（際）的行動；其二為動物的工具運用，也就是人把語言當做工具來使用。至少是把語言當成社會溝通的手段。
從1920年代德國心理學者、動物行為學者（像寇勒W. Köhler 1887-1967）在實驗與觀察下，發現人猿具有解決困難的智力（較人類更低的智力），只是牠無法使用聲帶來描繪視域以外的東西。其所發出情緒的聲音也有異於人類的語言。這可以說是人猿具體行動的智力之前語言形式，也可以稱為聽聞反應（auditory reaction）的前智力（preintellectual）之感受形式。
是故韋氏認為智力的根源不可能在語言的邏輯運作中找到。反之，要下探動物實際的活動。動物的發聲與人類的語言有重大的差別，那就是與智力的作用無關。他發現人的思與言之發展路線不是「單純的直線」，而是「混合的路線」。因之，要找一個關鍵點在這個點上思維變成了符合用字遣詞的（verbal），也就是講話變成實際解決困難的方法，這是心理過程中獲取新功能的關鍵點。
於是他把歌德的俏皮話引進來。原來歌德說《聖經》上所說「太初有言〔道〕」改成為「太初有行〔動作、造作、作為〕」。其實對韋氏而言，這個「太初」乃是「人之初」，或是指類人猿的早期，還是在幼兒階段，講話和行動合而為一，導致了言詞思維的出現，這種「言」與「行」的合一，造成人類（尤其是小孩）從具體的客體情境中之視覺中逸出，而能夠想像與描述視域之外的事物，把人從「視域的奴隸」轉變成「視域的主人」（Luria 1987: 363）。
從孩童與猩猩的牙牙學語中，發現他們思維和講話的發展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其差異則為更明顯的。換言之，猩猩可以有工具的想法，但無法發展成為人類的抽象理念，其語言的能力也限制在最多三十個字眼，或聲音的範圍內。因之，巴夫洛夫（Ivan P. Pavlov 1849-1936）的條件反射說，便指出人與動物有共同的「第一種的符號體系」（the First Sign System）；但只有人類可以躍進到「第二種的符號體系」裡。這就是經過語言、文化的中介，使人類發展到更高層次的心理過程、心理功能。由於巴夫洛夫生理學、心理學的學說成為蘇維埃馬列主義的教條，受到排斥與壓迫的韋郭茲基之心理學理論，只能以「第二種的符號體系」之名目，在解凍後的舊蘇聯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逐漸抬頭、慢慢復辟，而最後贏得光榮的學術承認與推崇。
在發現思與言的發展途徑上彼此有分別，也有合併、有交叉，或有並行的階段之後，韋氏下一步的工作便在分析字義及其演展。他採用一系列的實驗方式指出作為語言基本單字和其意義的發展，及其成熟表達的概念，以及由概念的關連而進入思維的過程。這成為他不朽作品的第五章（「概念發展的實驗性考察」）之內容。
雖然單字是語言的基本單位，在於對具體或抽象的事物之稱謂，但對字義（word meaning）的發展研究不多。韋氏對孩童的成長只是由於教育的訓練與文化的薰陶，因而字彙增多的說法不認為適當。他主張追蹤心理過程，俾發現字義從主觀的、散漫的性質轉化成詞彙與其指涉的客體物之間複雜觀念的反思工具。他首先分辨字的兩種功能，其一為客體的指涉關係（object relatedness）；其二為意義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meaning）。後者在孩童的言說發展中有重大的變化。這裡他所指的意義，不只是對事物的指涉，而是指單字把客體物引進一個關係網絡（體系）中，從而既分析這些關係，也概括化這些關係。以俄文черниильница（墨水罐）為例，字首的черн是「黑色的」，中間иль有用具之意，最後字尾ница則為碗、罐、碟的意思。所以一旦提起「墨水罐」一單字，在孩童心目中浮現的有黑色的、墨水的、用具的碗、碟等相關連的詞彙的出現。這個單字便引申出一大堆有關連的事物，像「筆」、「用具」、「寫作」、「作家」、「學習」、「研究」、「發展」等與墨水瓶有相關的其他詞謂、其他指涉的事與物、人與事件來。韋氏的創思表現在：心靈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單字所指涉的事物雖可能不變（例如小孩與大人對「椅子」的概念大體有一致的看法與想法），但字義卻展示字詞間的內在結構，字義結構不斷在發展中、變化中。
利用實驗的方法，他及其同僚展示了字義有發展的作用。而從追蹤概念形成的過程，視概念形成最先在直接的、具體的層次出現，其後則發展為範疇性的、抽象性的概念。
第六章為「孩童年代科學概念的發展」，集中討論在學齡兒童由教師灌輸科學概念所型塑的意識，這是涉及兒童心理（意識）發展與教學之關係。他分辨了「日常概念」（「屋子」、「狗」、「兄弟」等概念）與「科學概念」（「直線」、「三角」、「規則」、「階級鬥爭」等概念）之不同。後者是教育機關灌輸給學童的詞彙。這兩種概念在其生成、心理結構和功用方面都有所不同。前者涉及的是實踐的行動，後者則為理論的行動。韋氏研究的結果指出心理的發展與教育的灌輸之間的關係並非恆定的，不過孩童學習科學的概念對其心理的發展有幫助。是故幼稚園老師如果能夠給小孩導入新的、富有邏輯與科學的理念，必然會把孩童直接、具體的概念引向抽象的、一般的概念之上，而協助孩童熟悉理論的活動和發展範疇性的思考。韋氏死後半個多世紀中不少教育家便將他的卓見融入教育中，而獲得豐碩的成果。
最後一章，亦即第七章，標題為「思想和單字」，討論字義形成的內在機制。他所考察的是意義和感受（sense）之關係。前面我們提起韋氏排斥聯想論，視思想為一連串的具體的或言語的聯想。他也排斥柏拉圖的純粹思想，把思想當作單字、單詞，看待擁有言詞的形式，像衣服一般套在人身之上。對他而言，思想僅僅是開始的、或不經意的意向，它反映了主體一般的心性（趨向），這種性向或趨向並不落實在單字之上，卻是靠著單字來完成，或是在單字裡頭型塑出傾向來。
依據他的說法思與言發展的方向剛好相反。思想是從整體發展到部分。反之，單字卻是從部分發展到整體。在思維表述的內在結構中並沒有主詞，也無述語。因之，思想一開始便具完成的、發展充足的表達樣態，這便是內在的說話（inner speech），或稱「內在的單字」（inner word）。這種內在單字在結構上沒有一定的形式（amorphous），在功能上沒有敘述的作用（predication）。這個內在的單字之潛在力量主要在把思想更為明確化、更能落實化（物質化 materialization），亦即企圖把思想整理成為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表達樣式而已。
內在語言是從外頭語言產生，經由單獨的、自我中心的語言發展階段，進入內在語言形式中。因之，它也保留到發展途中社會互動之功能。當它反映了主體所欲表達之同時，它也把表達的中心要素保留下來。它成為發展完成的言談之形成底工具。韋氏說把自我中心的言談轉化成內在的說話並非談話的結束，反而是其新生，亦即誕生了說話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創造了表達更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這種新形式的研究係在韋氏逝世後的半個世紀中為語言學者與心理學家所證實與深入研究。
這種觀點有助於澄清書寫的文字與口頭的說詞之關係，也澄清自言自語和對話的關係。
前面我們提到單字或表達的兩個面向：客體關連性和字義。但尚有一個（第三）面向呈示字的重要性，那是指「感受」（sense）而言。這是字對說話者而言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內在意義，是說話者表達背後的「底下的文本」（subtext）。像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臨終之前喊出「卡里，我不行了！」（洪鎌德
任何的單字在其發展的階段上不管其結構是怎樣，它都是在反映實在。可是在發展的最後階段上，實在的反映卻有異於開始階段的實在之反映，原因是在發展的後面階段上，實在由於通過單字而有不實的反映（曲射 refracted），於是字成為解釋實在重大的因素，也就是一個關鍵性的過程用來中介實在的反映（a critical process mediating the reflection of reality）。正因為單字有此特殊的功能，所以韋郭茲基在他這本大作的結語上這樣寫著：「有意義的單字是人類意識的微小宇宙」（Luria, ibid., 369）。
顯然，韋郭茲基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更是後來被各方推崇的文化理論者。但所深切理解的「人」，並非單獨的「生命有機體」（organism），而是當作人類文化最高表現的生物。他所強調的生成發展說其實就是一種教育的理論，是故他不只是心理學者，更是教育家，更是文化研究者。很明顯地，教育理論乃是文化傳承的理論，也是發展的理論。他所理解的「教育」不只是個人潛勢力的開發，也是人類文化成長的歷史表示。就因為他強調在心靈生活演展中語言的角色之重要，以及人成長中語言養成之必要，所以他尤其在心理學理論中，以及文化學理論中，大力申論思維與語文。語文是社會和歷史的力量，是人際溝通的工具，它雖然是社會與歷史的產物，卻能夠型塑社會與改變歷史。語言是思維的工具，也會型塑思維。最終我們要把語文當成人類解放的工具看待，這是人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的「必然的領域」躍升到「自由的領域」之途徑。語文是一種象徵的工具。人與其語文工具之互動是人類從動物躍升到最高靈長類的必經之途。因為語文的使用，使人類創造了意識，產生了思想，也因此獲得自由的意志。
韋氏無時無刻不在追求其理想的目標。同馬克思相似，他在追求一種發展的理論。這種理論既能夠擁抱客觀的、科學的、歷史的決定（制約）論，又能夠掌握自動自發（主動）的原理。自動自發的主動精神、能動精神並非完全能夠克服歷史（某些必然的）發展，但卻能夠改變歷史，把歷史當成人類的出現、發展和使用的記錄（Bruner 1987: 1-2）。
三、韋郭茲基六篇演講中涉及思維和想像之分析
韋氏於1932年在列寧格列發表了六次涉及心理學主要內涵的演講，包括「孩童時期知識及其發展」、「記憶及其發展」「孩童時期式的思維及其發展」、「孩童時期感情及其發展」、「孩童期思想及其發展」和「孩童時期意志及其發展的問題」。這六篇孩童心理發展的演講備受好評，我們先選擇六篇演講中與思維和想像的兩篇加以簡略的介紹，相信這樣做有利於我們對思維語言談的關係有進一步的瞭解。
在《思維與言談》新的英譯本附錄上，有六篇韋氏在1930年代初的演講錄，可以看出他對心理學的新看法，也就是他的工具行動論：人利用有形的與無形（象徵）的工具來達成既定的目標。換言之，這六篇演講錄說明人怎樣利用自然與文化器材來控制世界和控制自己。靠著使用工具，人改變自己，也改變了文化。這個觀念與後來的primatology之發現頗為接近，那是指人造的工具改變人的進化，因為藉此人創造了一個科技的、社會的生活方式。一旦抵達此種使用工具的階段，則自然選擇與天演淘汰便被文化設準所宰制，那些懂得適應使用工具，採用使用文化的生活方式之人便是得以存活與發達的優勝者，否則便會遭淘汰的劣敗者。
對韋氏而言，不管是實用的、有形的工具，也是象徵的、無形的工具都是人們「身外」之物，是用來處理外面自然界，或用來與別人溝通的。但工具會影響其使用者。像溝通工具的語言，一旦屢加使用便會型塑使用者的心靈，使他慣習於使用它。韋氏六篇演講便在這種人類文化演進與發展的脈絡上展開。借用培根的說法，心與手不足於塑造人群，而是他們的工具和設計才能使他們的生活素質提升。
俄國詩詞評論家強調詩詞的語文在於激發和揚升意識。這些「高級俄國知識傳統」（Roman Jakobson [1896-1982]對韋氏心理著作的讚賞）也鼓舞韋氏利用語文在概念上「攀爬高地」的方式來增強其意識。意識並非生命力的自生自主之物，而是高級的心理過程與語言工具交接、折騰後湧現出來的。這多少顯示他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接納，但仍無法逃避史達林意識形態家的排斥和批判。
至於什麼是思維呢？韋郭茲基首先引用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的說詞指出：思想是解決習慣上各種問題的方式，這個方式有其先後次序的安排機制。可是受到巴夫洛夫條件反射說的影響，俄國人心理學家把思維當成「拖延的條件反應」，或「心理反射〔思〕中佔〔心理作用〕前面三分之二的部分」（Wygotski, D&S: 254-255）。
對韋郭茲基而言，「思維是人內心中言詞的想法，思想並非產生自其他的思想。思想的起源為人的意識中帶有動機的那些範圍（motivating sphere）。這些範圍包括吾人的傾向和需要，吾人的旨趣和衝動，以及吾人的愛情和情緒。站在思想背後的是愛憎感受與意欲的趨勢……要瞭解別人的思維之前首先要發現別人的感受與意欲的基礎」（D&S: ）。
在《思維與言談》結論上我們找到韋氏的這段話：
要瞭解別人的話，不僅僅是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更要首先瞭解他的思想。無論如何對他的瞭解不夠完整，假如我們不瞭解他的動機，不瞭解他表達的思想之理由的話。嚴格言之，對任何表達的心理學分析，假如不深入說話者的語言思維之內在境界――其內在秘密之場域，其動機，便無法達到瞭解的別人之目的。（D&S: ）
韋氏這部分的說明，已接近當前西方語言學界所強調的言談動作理論（J. Austin與T. Searle之主張）和厚實的闡釋（thick interpretation, Theory of Speech係為C. Geertz之主張）。那就是說要找出說話的人的本意，解釋其所言的意義。則聽者不只要留意對方的用字遣詞（符合文法上、辭書上的詞彙規則），還顧及當時的社會環境、風俗、民情，還要進一步發現對方的心意、希冀、企圖與情境。是故任何的言談、行動，要注意到其背後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脈絡，以及（行動者）人格特質，以及表述的要求。
俄國的文學與語言學傳統中有所謂「形式主義派」（Formalists），他們視文字的本質是介於虛擬故事（fabula）與後續演出（Sjuzet）之間。前者為故事主題，或稱思想，後者為故事的劇本、主配角和使用文本、語言。仿效這個俄國文學的傳統，韋氏視思想和語文的關係，也有如fabula與Sjuzet之關係。思想是瞬間呈現的、同時的（simultaneous），語言則是直線的、賡續的（successive）。說話者就是把它當前的思想轉變成談話的直線形式，俾符合其所處的特殊情境。
俄國的文藝評論家談意識，以及想像、創思，尤其是巴赫定（M. M. Bakhtin 1895-1975）倡說「對話的想像」（dialectical imagination）。他強調「聲音」、「符號」在建構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聲音是在小說人物對話中激發感情、想像和思想有力的刺激物。韋郭茲基認為想像與其他心理活動不同之處為它立足於舊的、累積的印象之基礎上，而另謀發展，它是吾人印象潮流中冒出的新意像（new image）。想像可謂是意識從實在脫出、分離，不再涉及實在的認知。人自由活動的前勢力不只聯繫到人的意識之浮現，更連結到想像、創思之上。是故思維、想像和意志成為當代心理學主要的三項議題（T&S: 349）。
在涉及思維的演講中，韋氏指出傳統上對思維的解釋之三種心理學派――行為主義、決定性趨向說（導向目標）和動作心理學――都有所偏頗，比較可取的是皮亞傑的成長說（發生認識論），不過成長的機制究竟是什麼？皮氏沒有說明。最終還是歸結到孩童成長的思維與言談之關係上。他認為小孩從呢喃發音到能夠簡單說話是經由：單字à綴語à成句的不同階段。可是就語義學意義的層次上，在小孩發聲的字義裡早具完全整句的意義，他只能在每個單字、每個片語，或整個句子中去分別如何來表達其意思。換言之，外表的說話是從部分發展到整全；反之，意義則是從整全化做部分。以今天的說法是指出小孩早期的語言是受到境遇（脈絡）所拘束、制約的，或是紮根於意象的（intentionally embedded）。小孩雖然發出的是單字（音）、或片語，但在遊戲中都會把此字、或此詞之意識「表演」、「產生作用」（act out）出來。小孩只有在熟悉語言的功能與用法，亦即其實用性（pragmatics）之後，才能夠掌握語言。在更高的心理功能發展之同時，小孩最終才能夠反思，能夠使用其語言和思想，然後把語言與思想整合起來。在語言與思維交互活動――辯證互動――中，能夠反思、能夠使用其語言和思想，然後把語言和思想整合起來。在語言與思維交互活動――辯證互動――中，小孩才會逐步懂得內在於語言中的意義。換言之，在交談中、在對話裡，從身外帶入心內的逐步向前――成長的過程。
Bruner試行把《思維與言談》以及六篇演講歸結為韋郭茲基的心理學學說核心，從而解析後者思想之結構。這韋氏思考結構由下列幾項對照中可以看出來：
內心（中心的）對抗 身外（邊緣的）
互相倚賴 對抗 獨立自主
有秩序的 對抗 被束縛的（桎梏的）
象徵的 對抗 生物性的
深度 對抗 浮表
歷史的 對抗 非史（不涉及歷史）的
對韋氏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乃為其內心過程的「趨中心化」，或稱表揚化（celebralization）。這種中心化或表揚化出現在人的發展、文化史和種類成長之中。情緒走向內心，而規避外頭的控制。言談開始於外面（說話、聽講等身體動作），而走向內心，成為內在語言（inner speech）。想像是走向內部的遊戲。過程向心內行走，而便利與其他的流程接觸、折騰。內在的動作、「內在相互作用」（interfunctionality）變為成熟的規矩。反之，自主（與別人別事無涉）的過程卻是不成熟、病態與幼稚的表徵。
透過互動，人的心理流程變成有秩序的、有系統的、富有邏輯的，而且目標取向的。靠著在互動中產生的秩序我們可從緊迫的感覺中釋放出來，從聯想的桎梏裡解放出來，從而懂得應用邏輯於實際的行動之上。
在心理活動中，統合和秩序的主要工具為思與言，語言是用來為其他更具高級的心理作用服務的。但語言不可像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所強調的為一個符號的體系（langue用來與parole詞彙相對照）。反之，應當像韋氏所言：語言乃是最有力的工具體系，俾供人們指涉、表述與發展思想之用。語言最先用來交談，然後向內發展，而造成知覺（perception）、記憶、思維、想像和形成意志。與此相對立、相對照的是生物學上的條件反射，亦即巴夫洛夫的「第一個符號系統」。人只有越過此一不歸之路、不能逾越的界線，則會從動物、生物學的演化變成文明的進化，其相似處有如普羅米修斯從眾神之處偷竊火種下凡到人間，而普渡眾生（Bruner 1987: 15-16; 又參考洪鎌德 2010a: 214）。
由於語言體系在人群的心理生活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加上自然成長的語言體系包含的意義是多種的、歧出的，所以心內的活動需要加以解讀、解釋。這個意謂所有人的行動，都經由語言的中介，因之必須接受多重的解釋。在此情形下，存在著一種「表面」顯現（manifestation），這構成了人類行為的浮淺之解釋。與此不同的則是對某些事象所含意義的解釋。這就是存在於人群行為之內的「潛在文本」（subtext），它會給人類行為更為深入的解釋。這種深入解釋不但是針對人的生活，也針對人的藝術而發的。
最後，語言不但是心靈的工具，也是人生活史的工具。人心靈的功能是歷史的產品。但人語言的使用體系性的生產活力卻造成他超越歷史、甚至改變歷史的路徑，使人抵達更高的境地，這種境地是我們人類過去無人抵達的，亦即語言使用者未曾夢想過的終境。
韋郭茲基是過去半個多世紀偉大的歷史締造者之一。他的貢獻可以媲美佛洛伊德、麥獨高（William McDougall 1871-1938）、皮亞傑等人。他的思想就同這幾位不朽的學人一樣，深藏在其時代裡，反映他們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們最好的理念卻為吾人指向未來，而成為未來偉大觀念的訪客（Bruner, ibid., 16）。
四、韋郭茲基心理學與語言學發展的分析
韋郭茲基心理學與語言學學說的發展，可從其1924年至1934年共10年間的思想變化看出。我們可以依據其大作《思維與言談》新版譯者米尼克（Norris Minick）的分期來加以分析。
第一期（1924-1930）為發展分析之單位的工具動作（instrumental system）期；
第二期（1930-1932）為「心理學系統」（psychological system）期；以及
第三期（1932-1934）從分析單位演展到解釋的原則（explanatory principle）期。
必須強調的是這個三個不同思想發展的期間並沒有斷裂、跳躍的現象，而是始終融貫專注於意識發展和行為發展兩者的關連之上。這與他後來反對俄國心理學傳統有關，認為它或偏重意識、或偏重行為，或把意識和行為加以折衷的三派學說都未掌握心理學問題的核心（Minick 1987: 17-18）。
在第一期（1924-1930）中韋氏強調語言或符號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級的心理功能彼此的互動。在1926年至1930年這四五年間韋氏及其同僚學生進行比較狹隘的心理過程之考察，而強調當成語言的社會活動之媒介。也就是對這些心理過程與功能的影響。所謂高等的心理作用（功能），包括自動自發、具有意向的注意力、自動的記憶、合理的（理性的）、具有意向性的（volitional）、目的指向的（goal-directed）的思想等等。這些心理功能幫助韋氏把行為（社會與文化的行為）的組織與心靈的組織兩者之關連（connection）作進一步的深究。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分別在於這些高級的心理作用（功能）之存在。不過這些高級心理功能的根源來自何處呢？
韋氏對此來源的解釋有兩個成分：其一是靠符號或符號體系特別是語言、談話之中介，才能出現這種人類獨有的心理功能。韋氏認為符號也是刺激（stimuli）的一種類型，它是「心理的工具」，用以控制與掌握行為之過程。他說：「〔語言〕這一工具，正像機械性的工具，用來控制自然一樣，它用來指向行為過程的控制與掌握，要控制的對象或是別人、或是自己」（Vygotsky 1981: 137）。在把語言工具併入人的行為裡頭時，能夠把人心內的功能之流程與結構加以決定，也會決定新的工具性動作。
其二，解釋行為（中介過）工具性的方式之發展。韋氏認為人類行為高級的自動自發的形式根源是社會互動。它也根源於個體參與社會活動之語言使用（中介作用）。「別人對個人所施的行為方式，也成為他（個人）對自己所施的行為方式」（Vygotsky 1960: 192）。社會活動的手段以及組織被個人從外頭吸收到其身內，造成發展的心理功用，也是中介的、意願（自動自發）的心理功用。「這便是建立在刺激之上的反應」。他說：「任何的高級心理功能是外部的兼社會的，然後才成為身內的，它開始時是兩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各社會發展發生學的規則可以如下加以描述：孩童文化發展的任何功能都出現兩次、或兩個層次……第一次為孩童與別人直接的接觸。是心靈與心靈之間的範疇；然後才是孩童心靈內部的（intramental）範疇。這對自動自發的注意力是如此真實，如同對邏輯的記憶，概念的形成和意志的發展，無一不是真實可以套用」（Vygotsky 1960: 197-198）。
在使用「心理之間」（intermental）與「心理之內」（intramental）兩概念之時，韋氏已把傳統行為與心靈（意識）各自孤立的研究方法打破，更不把符號、語言當成行為唯一的刺激物看待，他也拋棄了視行為刺激與反應的說法，開始進一步利用他對符號學、字義學的知識來研究單字的意義，以及心理功能彼此的關係，這便進入他思想的第三期。
在韋郭茲基有關功能相互關係和字義研究的時期被視為他思想的第二期。這應當是他大作《思維與言談》第四章有關思與言兩者發生學根源的探討。其契機乃為德國學者寇勒有關人猿智力的觀察與實驗報告，所引發的創思。
他指出寇勒實驗與考察的結果顯示人猿的智力發展與語言（聲音）發展無關。動物使用工具，以及繞道而行是其智力發展的前語言期，也可以說是動物當無法使用語言的時期（T&S: 101）。他認為人猿與幼兒都有智力發展的幼稚期，這段時期心理功能與語言的展現無關。儘管如此，他向來的主張（思與言的緊密關係是人有異於禽獸發展的關鍵）並未放棄。小孩發現每物都有其名稱（彪勒 C. Bühler之發現），被韋氏解釋為幼兒「言談的思維」和「有意義的言談」兩種心理過程路線的交叉。這是兩種性質上嶄新的心理功能，而為其先前的科學家未曾發現的。
至此地步，韋氏有關思與言的新觀點，不再使用行為論中刺激與反應的模式，而是證明複雜的、意向性的心理功能（注意力、記憶、意志、思維等）的出現是建立在靠著符號的中介之行為基礎之上。也因此他開始把他有關字義學和溝通知識引入心理發展的分析上頭。
這種新觀點從1930年10月為其學生與同僚所發表的演講「關於心理學的諸體系」中見出端倪。他說
在行為的發展，尤其是行為的歷史性發展中，不再是我們從前所研究的諸種功能之改變（這是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並非它們〔諸功能〕的結構與動力〔之改變〕……或是它們彼此的關係和牽連〔之改變〕。在發展中，心理學諸功能呈現群集的現象（groupings），都造成之前〔研究〕所不曾熟知之事物、之階段。（Vygotsky 1982a: 110）。
他在此次的演講中指出：要瞭解心理學的發展便要研究心理作用的「功能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要瞭解新心理學的體系之出現與發展。這並未說明他失掉對言談在心理學的發展中重要之角色的興趣。反之，卻進一步研究字義的發展以及思想媒介中自我中心的內在的談話。他也考察記憶過程中語言的中介作用。他當時研究的範圍已從認知的過程進到動機和感情（情緒）的範疇。總之在此一時期中描述與分析心理過程，成為其主要工作的內容，但他尚未發展出一個解釋的原則來。
第三期（1933-1934）為他討論功能分殊和依據單位進行分析的解釋期。其實在《思維與言談》第二章批評皮亞傑的學說時，便出現解釋與概念的架構，也是為第三期發展解釋原則鋪路。在評論從社會言談轉型到內在言談時，他提出「功能分殊」的概念，也就是說從社會的講話轉變為內心的講話是個人活動的功能改變。內在講話中聲音和文法的簡縮，以及這種不用發音的特質都是講話（言談）功能的改變，從社會行為的中介作用變成個人行為的中介作用。他又說：發生的自我中心言談是自言自語的方式，同別人交談的方式無從分辨的表示。這部分在全書第七章中還把一般口語言談功能分辨擴大到事實上的言談，以及詩詞的言談之功能分殊之上。
由此可知1933-1934年間所出現的「功能的分殊」概念導致他發展解釋的原則。他認為心理過程的發展與行為的轉型相關。不管這些轉型是由於生物學成熟的結果，還是兒童本身活動的內心演變，還是社會互動與社會實踐新形式之進入。因之，發展並非自我活動，而是隨意的、不經意的環境之邏輯發展。為此他要探究兒童的活動，或實踐之內在發展，要去瞭解實踐的一種形式發展為另一個形式的情況。在他生命最後階段的學術努力中，韋郭茲基進行字義發展的分析，認為這種分析與溝通時語言的功能之發展的分析有密切的關連。基本上的假設是字義乃為抽象的，概括化之物。可是這種說法至1933-1934年時，已改為強調字義的主要功能為溝通手段、為社會實踐的關鍵成分。
要之，韋郭茲基的心理學說成為在他逝世40-50年後由其同僚與學生在舊蘇聯發展成影響力日增的「活動理論」（theory of activity）。以雷翁提夫為主的韋郭茲基派，針對動物與人這個「生物體」、「組織體」（organism），以及其外頭世界之關係發展一系列發生學上的心理過程之理論概念（建構物 constructs）。不過韋氏中心思想――在發展觀念下字義的發展和社會互動的重要性尚待進一步的開發。韋氏六整本全集的出版當然有助於其學說的深入探討。
五、馬克思主義和韋郭茲基學說的比較
馬克思談意識、談哲思，偶然也提起思維與語言，但在其學說中僅強調思想、語言為人意識的一部分，而意識（Bewusstsein）是實在的反映，且受實在（Realität）、實有（Sein）所制約、所決定。因之，他的唯物主義便建立在「意識並不決定存有，而是實有決定意識」的基本原則之上。至於其哲學學說，尤其是唯物主義所牽涉的辯證唯物主義（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簡稱Diamat）和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都是其戰友恩格斯，以及「俄國馬克思之父」的普列漢諾夫（Georgi V. Plekhanov 1856-1918）所鼓吹的說詞，而非馬克思本人的用語。原因是馬克思喜歡使用「唯物史觀」（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itsauffassung），並且強調只有把人類的歷史當做勞動史、工業史，開物成務、利用厚生的人與自然之拼搏，轉化成人與人之相爭，特別是階級之間的鬥爭，才會體現他的唯物史觀。要之，馬克思是以宏觀的、發展的、進化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兩大階級的對立、敵峙與鬥爭），以及社會變遷所改變或創造的人類歷史。與黑格爾大不相同的是不以精神來創造與改變歷史，而是人類的勞動、生產、實業的開發來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歷史期間的遞嬗。簡言之，由於生產方式的變化與改善，導致人類由原始公社，發展為古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再轉變為中古的封建主義的社會，最終到達他所處的19世紀前後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頌揚資本主義社會為人類生產力達到高峰的社會，但卻也是社會結構矛盾最激烈的時代，因而預言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在危機重重之下崩潰，而加速資本主義體制解體的最大力量卻是受害最深、人數眾多的普勞（工人、無產階級），普勞階級必然向剝削勞動者最殘酷的資本家及其同路人（所謂布爾喬亞階級）進行造反與世界革命，是故無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的掘墓者與埋葬人。
把馬克思的學說用三個同心圓描繪出，便可以一目瞭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圖一 馬克思主義的體系
同時唯物史觀也可用下列圖解來簡單說明：
史前期 歷史創造期
太初 原始 古 中古 近 當前與
演進 演進 希臘 革命 革命 現代 演進 未來 演進
時代 公社 羅 馬 歐 洲 世 界
時 代
亞細亞 太古 奴隸社會 封建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社會 社會 的社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圖二 馬克思唯物史觀圖解
史前期 歷史創造期
國王一人
部落 主人 地主 布爾 幹部 無階級
全國百姓 演進 酋長 演進 革命 階 級 革命 喬亞 演進 演進
的社會
部落成員 奴 隸 農奴階級 普勞階級 群眾
亞細亞社會 原始公社 古代農奴 封建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設計。
圖三 馬克思階級與階級鬥爭觀圖解
1. 人本主義、人道精神、人文現象: Macro-cosmism vs. Micro-cosmism
從上面的圖表可以看出馬克思是以宏觀的、巨型的、社會變遷與歷史進化來看待人類的生成演變（洪鎌德
2. 方法論和科學推理
其次兩人都特重方法論和科學推理的方式。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沒有演繹其特別的科學方法論，卻視「歷史為真實的科學」，其演變過程離不開「正」「反」「合」的辯證法。換言之，對馬克思而言，辯證法就是科學的方法。尤其宇宙間的各種事物之生成變化，就要靠辯證唯物論來加以詮釋，是故恩格斯認為連自然的變化都是辯證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的盧卡奇則堅持辯證法只能應用到人文（思想）、歷史和社會之上，從而批評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由於辯證法是主張人設定一個自我（正），然後再設定一個非我（反），最後從自我與非我的統一（合），達到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費希特早於黑格爾提出「正」、「反」、「合」的辯證發展）。黑格爾的精神辯證法，發展為費爾巴哈的哲學人類學，再發展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從理念〔ideal〕轉化為實在〔real〕的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所受日耳曼唯心主義（觀念論）之衝擊與轉型（洪鎌德
韋郭茲基在蘇俄教條馬列主義範疇下，任何的學術科目（包括心理學、生理學、物理學等等在內）與理論，都無法脫逸正統的辯證唯物主義之控制。因之，其有關思維與言談關係的「問題提出」（Problemstellung），也不敢逾越「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的框框之外，只是他強調這個思與言關係之「問題提出」必須置於辯證唯物主義所引申的一般原理，普遍規則之抽象的方法之總路線與具體的、實驗的、觀察的自然科學方法之間來作實事求是的考察，才能達致問題的解決（D&S: 552）。由是可知韋氏明知教條的馬列方法論無助於整個人類思維與語言之間關係的考究，也得應付舊蘇聯官方御用意識形態家的嚴密管制，而大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的消亡，階級鬥爭等等的用語。
3. 馬克思主義和韋氏學說貌合神離: 西方布爾喬亞的學術立場
在同一篇以〈思與言的發生學上之根源〉中，韋氏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面對建立「心理學的辯證法」之艱困任務，亦即具體的心理學概念之體系怎樣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所形成的方法論有利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樣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方法論中可以具體地解決社會問題，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也應當可以應用到心理學的考察之上。要之，把馬派理論應用於實際和具體的個案之上，再以實驗室的操作來證實研究的效果是可行的方法。把外國兩股心理學派（自然科學解釋的和經驗描述與瞭悟的現象學派心理學）加以分辨、加以評析也有必要的（D&S 253-254）。
事實上慣於引用德、奧、瑞、法、美、英等國學者研究心得，加上本身致力於實驗室田野與實證研究工作的韋氏，其心態勿寧是西方布爾喬亞的學術之立場，其結果導致他與官方的正統的馬列主義，尤其是史達林主義的御用學者意見相左，這也造成他重要著作出版後被查封長達20餘年之因由。這是馬克思主義和韋氏學說貌合神離的一斑，此為第三點。
4. 歷史觀：個人與社會的生成變化
談到個人與社會的生成變化這種馬恩者最擅長的發展想法與理念，倒是韋郭茲基服膺與效法的所在。他把發展的理念應用到人類微小的心靈宇宙中。只是發展的動力，在馬、恩那裡為人類追求生存，滿足需要、發展能力，而排除生活上的種種矛盾的努力，也是人之所以是勞動之物、生產動物之因由。換言之，需要與能力的辯證遞嬗是促成人類個體以及集體發展的動力。在發展過程中，人與天相爭、人與人相爭、階級與階級的鬥爭乃是歷史必然的現象。是故對馬克思而言，衝突以及衝突的解決乃是人類歷史的寫照。歷史是人類的勞動史、生產史、工業史。只是這部歷史向來都非佔有絕大多數人口的社會低層人群（奴隸、農奴、普勞階級）有意識、有計畫、有理性締造的歷史。因之，不免沾染宿命、自然、被壓制、客體的意味，而為馬氏所斥責的人類前史（Vorgeschichte）。只有當人類完全覺醒，推翻加在其身上不合理、非公義的枷鎖，而由「必然的領域躍向自由的領域」，把勞動不再當成活口養家的手段，而成為賞心悅目的創造活動之時，亦即人類獲得真正的解放之時，一部以人為主體，自動、自發的歷史才有撰寫與開展的時候（洪鎌德 2000, 2007,
韋郭茲基的心理發展學說，雖然不同於馬克思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卻是在一個短命的學者之匆促學術生涯間，靠觀察、實驗、文獻析讀，而認真思考的務實之作品。他發展的動力在於「問題的提出」，以及問題的解決。換言之，人遭遇困難、設法克服是一種自然求生的本領與反應，也是人的自然的成長。此外，工具（器材與語言）的使用與更新加上文化的薰陶（智力的訓練與培養）。造成歷史（人類史）的遞嬗變化。他指陳人心中意識活動各種功能，特別是較高的心理功能（思維、想像、認知、覺識、記憶、感情、意志、說話等）之相互作用。是人類意識增大升高的主因，也是文化發揮的表現。藉著對猩猩進化為人類（Phylogenesis），以及幼童發展為成人（Ontogenesis），顯示身心成長的成熟化，是造成人類躍過動物而成為主動、能動靈犀類之原因。對韋氏而言，歷史發展的最終境界，可能是新社會的肇建，以及新人類的出現，這說明文化的發展固然是歷史的產物，但人類發展的終境則是超越歷史，把歷史（history）轉化為非歷史（ahistory）。這種歷史觀雖非馬克思所言有意識、合理的創造歷史，卻也是韋氏未來人類不再受歷史限制與擺佈的憧憬與夢想。換言之，這種把歷史投向未來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與馬克思的卓見與偉景（vision 不只譯為「願景」）有其相似相通之處，此為第四點。
5. 兩元的內部關係
至於談兩元的內部關係（innere Beziehungen）（Ollman 1976）、談關連（Verbindungen）、談糾纏（Verflechtungen）、談交叉（Überschneidungen），可以說是馬克思與韋郭茲基分開但又相似的理論之特色。馬克思首論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自己之關係（洪鎌德 2009： ），他更談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資本與勞動的關係，與韋氏談中心（身內）與邊陲（身外）、思維與語言、倚賴與自主、深度與浮表、歷史與非史、文化（象徵）與自然（生理）之對照與關連，都顯示這兩位卓越的思想家對自然與人文現象觀察入微，只是兩人也有相異之處。馬克思企圖藉辯證法運動的方式把兩元的對立轉化成單元（唯物主義的哲思），而韋氏也非雙元論者，因為他最多是希望放棄其中一個不成熟、不夠發展的一方，而移向較為成熟、較為發展的對方而已。他就不贊成把意識（或心靈）從人的行為中割裂開來。對他而言，「意識乃是行為的結構」，研究者要把意識和行為當做整體的兩個面向來理解（概念化）（參考Minick 1987: 19）。
舉個例子來說明，馬克思把資本與勞動當成資產階級社會時代敵對的兩股勢力，不過這兩者的本質卻可以辯證地轉化為對方，像資本乃是死的勞動力（勞力），也可以視為過去的勞動力之凝固儲存（anfgespeicherte Arbeit）。反之，勞動可以解析為活生生的資本（lebendes Kapital），是投置於生產活動，最會賺錢生利的生產因素。從這種粗淺的分析中我們看出馬氏與韋氏理論共通與分歧之所在，這是第五點。
6. 重視勞動、生產: 實踐和工具使用的活動的手段使人獲得解放
由於馬克思把語言當做是實踐與溝通的意識（praktisches Bewusstsein）。因之，實踐（Praxis）在發展意識、思考和語言上發生重大的作用。恩格斯尤其強調猿猴變成人過程中實踐的勞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由此引申勞動是人作為人必然的特徵。人的勞動有異於動物覓食、築巢、裹身、躲避風雨的求生活動，在於人懂得發展手與腦的並用，製造與使用工具（特別是後期科技的應用）。人的勞動不只是個體的單打獨鬥，而是群體的合作與交換，這也是勞動轉變為生產的重大更易。生產是事先有藍圖、有計畫、有步驟、順序漸進、合乎物理規則、理性的、有效的操作，是手段達成目的（工具理性的發揮）的社會性活動――社會生產。韋氏認為猩猩有使用工具、尋找替代道路的本事，但沒有發展為語言的能力。語言作為人類實踐的、象徵的文化工具，不但促成人的手腳敏捷、頭腦發達（記憶增強、想像躍騰、認知超越了視域所及的範圍、感情充沛、意志堅定），更使人類邁向社會與文化的領域。換言之，行動、動作、作為，特別是工具（有形的、實際的工具，以及無形的象徵工具――語言）是猿人、類人猿變成人之最大特徵。由此看出實踐（馬克思尤重批判與革命的實踐）和工具使用的活動的手段（語言促成腦力的發展，改變環境也改變人本身）都是使人獲得解放。韋郭茲基從人的愚昧無知受到視域範圍的限制下脫逸出來，推動更高心理功能與流程的運作，這點與馬、恩重視勞動、生產有異曲同工之妙），此為第六點。
7. 韋氏的心理學說與語言學理論受歐美學者影響大於馬克思主義者
由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當代矚目與抨擊的核心對象為資本主義制度，因之，他後半生完全獻身於資本主義來源、運作、壓榨和剝削機制之考察，也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矛盾重重、危機四伏，與預言此一社會制度之必然解體和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經典的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馬、恩、普列漢諾夫、考茲基、列寧、、布哈林史達林等），完全專注在社會的經濟基礎（生產方式所牽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考察與分析上。對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上層建築比較少加留意。除了法律、政治、國家等牽連當代政局、時事的發展之外，有關宗教、藝術、文字、語言、哲學等文化與意識之發展都沒有系統性的論述。這部分的工作，反而落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寇士、卞雅敏、葛蘭西、阿朵諾、霍克海默、馬孤哲、佛洛姆等人）身上，而做詳細的敘述。其中盧卡奇不但大談階級意識，也對小說、戲劇有深入的評論，卞雅敏的文藝與文化批判，葛蘭西文化霸權說，寇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詮釋，馬孤哲應用佛洛伊德心理學說來分析歐美資本主義的商品文化，阿朵諾與霍克海默對啟蒙運動之批評，以及對文化工業化與商業化之抨擊，應當是補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之忽視（洪鎌德 2010b）。
是故當《思維與言談》的英文新譯本出版時，Bruner在「前言」中認為韋郭茲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或理論，比較接近阿圖舍(Althusser(1978))和哈伯瑪斯(Habermas (1971))的學說時，他未免以事後孔明的見解做了不倫的比喻（Bruner, ibid., 2）。原因是阿圖舍與哈伯瑪斯（此君早已向馬克思主義告別）的學說盛行之1960年代來，早離韋氏逝世已20餘年，當然不是後者所能知曉與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倒是盧卡奇、卞雅敏分別在1920年代末投身（或稱流亡）莫斯科，體驗新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更可以讓韋氏認識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怎樣討論藝術、文學、哲學、語言等等。至於韋氏廣徵博引的西方心理學大師，無論是瑞士人皮亞傑，德國人溫德、敘特恩，奧地利人佛洛伊德、布連塔諾、彪勒等，無人為馬克思主義者（唯一例外為奧地利馬克思者的阿德勒）。
因之，他的心理學說與語言學理論受歐美學者影響大於馬克思主義者，這點也是後來遭排斥的原因之一。特別是這些非馬派學者，大多倡說意識，也間接影響到韋氏的學術立場。而意識的倡說，正是對唯物主義的挑戰，是唯心主義的復辟，自然難容於史達林的思想控制。此為第七點。
六、韋郭茲基與同代思想家的關係及其影響
至於在1920年代與1930年代中蘇聯馬克思的生理學家、心理學家或語言學家當中對韋氏學說具有影響，或造成他挑戰批評的有下列數位計為巴夫洛夫（Ivan P. Pavlov 1849-1936）、貝切特列夫（Vladiemir M. Bechterev 1857-1927）、馬爾（Nocolai J. Marr 1865-1939）、拉朱爾斯基（Alexander F. Lazursky 1874-1917）、寇尼可夫（Konstantin N. Kornikov 1879-1957）、布隆斯基（Pavel P. Blonsky 1884-1941）、巴赫定（Michail M. Bakhtin 1895-1975）、雅可卜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魯里加（Aleksandr R. Luria 1902-1977）、雷翁提夫（Alexei N. Leontief 1903-1979）等位。其中輩份最高、貢獻最大的當推巴夫洛夫，研究範圍跨越神學、法學自然科學、數理、動物社會學、醫學、藥學、生理學、軍用醫學、神經學。其動物行為制約反射（條件反應）學成為舉世聞名的學說，係建立在高等神經活動的理論之上，此外又提出大腦系統說，大腦兩瓣工作說，以及兩種符號體系說：第一種符號體系為人類與動物所共有的體系，第二種符號體系則只屬人類專有的系統，因人具有書寫文字與使用口語的能力。人類高等神經活動中所展現為思想家與藝術者之對照。由於其學術成就，1904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為蘇聯科學院院士。
在其主要的著作《思維與言談》中，韋郭茲基雖然推崇巴夫洛夫的貢獻，只是韋氏認為人與猩猩（或其他動物）不同之處不是孤立的、單獨的個人生物學、生理上的結構，而是在歷史發展中人所獲得的社會與文化經驗。人的本性行為之機制早被達爾文所發現，個別人學習的機制也從巴夫洛夫的條件反射說中得到證實。韋氏認為需要強調的是個別人在取得社會與文化經驗時，心理學過程的發展之機制的研究。他指出言談和社會互動所產生的中介作用，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換言之，言談、說話是所有社會行為與心理過程共通的機制，它變成人類獨特無二的特質。
馬爾（Nicholai J. Marr 1865-1934）
另一位在蘇聯建國時代極為走紅的語言學家為馬爾（Nicholai J. Marr 1865-1934）。他主要的為高加索與阿美尼亞的語言學家，曾指出傳統的印歐語言學業已過時，因為這種看法與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無法牟合。他大力鼓吹勞動對語言產生所起的作用，也把語言當成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來處理，更提出階級有其特殊的階級語言，以及未來共產主義降臨的時代，將有嶄新、統一的語言出現。韋氏雖與馬爾為好友，但在其重要著作的《思維與言談》中幾乎沒有引述過這位得過列寧功績勳章的馬爾之任何理論，可見他對過度頌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之語言說法之乏味。事實上馬爾的語言學其後（1950）竟遭史達林的大肆抨擊而成為昨日黃花。
巴赫定（Michail M. Bakhtin 1895-1975）
另一位蘇聯時代語言學的怪傑為巴赫定（Michail M. Bakhtin 1895-1975），這是一位文藝與文化理論家，也是美學家。他因研究人在自然與文化中的地位和角色而出名。尤其提出「符號」的說法，以及「對談中的想像」而聲名大噪，卻遭史達林黨羽的迫害，而無緣在學院任教或研究。常以包括各種筆名歐洛希洛夫（Valentin N. Voloshinov）發表著作（包括歐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他對心理學、語言學、文化學的廣泛興趣，使吾人想到他與韋氏應當相識才對。特別是「對談」、「對談的想像」、「意識多音的性質」、「行動之事件關連」都開拓了韋氏的心理學與語言學的視界。巴赫定遭過流放，過著孤獨的生活，但其影響力在二戰後的歐美扶搖直上，比起韋郭茲基不遑多讓。
韋氏《思維與言談》英譯譯者米尼克（Norris Minick）曾指出，韋氏在1920與1930年代所以在蘇聯心理學界成為躍升的新星，在於他不同意當時流行的三個學派：其一為意識學派，其二為行為學派，其三為意識與行為折衷學派，而提出他獨特的高等心理功能論，強調語言自動的意向、自動的記憶，思想的目標指引等等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功能（Minick, ibid., 18-19）。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說韋郭茲基的心理學與語言學是在擺脫巴夫洛夫生理學條件反射說與強調意識和行為研究的偏頗後自創的新說。這無異為採用馬克思主義派之外的歐美實證與經驗的途徑，而求取突破與創新的新學派。也可以說告別馬派的新思維、新理論，難怪其著作被查封近20餘年，才重獲出版。
替抗拒集體化的哈克坦斯，庫爾德斯坦農民聲援
不過韋氏學說遭蘇聯當局的查封20年，其表面上理由為替抗拒集體化的哈克坦斯，庫爾德斯坦農民聲援，以學理說明山區民族的心理背景，而抵觸史達林集體化（農民公社、集中營）的政策。但背後真正的動機為韋氏的學說對提倡心靈中意識之發揚、激發俄人新的意識，追求自由、自動與自主意識有關（Bruner, ibid., 2）。這種與馬克思倡說的自主自動精神相似，韋氏學說追求自由的意識是後者認同原始的馬克思，而排斥教條蘇維埃馬克思主義之因由。
在韋郭茲基決心致力心理學研究的1924年至1926年之間，他發現心理學研究最大的困難為正確的方法論（Methodologie）之開展與尋獲。尤其面對蘇維埃建國的新社會秩序之要求，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心理學大有必要。在這段有關「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對他而言，不是演申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相搭配的心理學而已，而是更為複雜艱困。其間牽涉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做為解決各門學科之總稱呼是家常事，但在落實於生物學、歷史和心理學方面卻非前後一致（einheitlich）。於是建立一套方法論、一套與科學相合適的概念體系，俾當成中介性的與具體性的衡量標準大有必要。
從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馬、恩之偶然表達裡找出馬派對心理學的基本立場固然必要，包括對馬、恩之外普列漢諾夫的觀點也應當列入參考。不過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派人物所引申的歷史哲學之主張與具體問題的想法，常混雜一起，而要從中整理與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則不免益增困擾。
就像《資本論》中包含個歷史唯物主義所需的各種概念，諸如「資本」、「勞動」、「階級」、「價值」、「剝削」等等，要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也需要一套體系，而包含了各種相關的概念，諸如「物質主義的」、「客觀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的」等等詞謂能在一套方法論指引下構成整然有序的科學體系。這不是任何個人可能，也不是某一學派共同的合作，而需要幾代學人的共同奮鬥才能完成的壯大事業（引自Keiler 2002: 154-158）。
毫無疑問地，韋郭茲基同意巴夫洛夫所言心理學是人類所有發展的諸種科學中最後的，也是最高的學問，是人類從必然的領域要躍向自由的領域，人類前史中涉及新人類的學問。原因是新的社會創造新的人類。在未來的社會中心理學是涉及新人類的學問（Keiler, ibid. 註釋143）。從上述韋氏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同馬克思一樣寄望未來新社會的出現，更希望新社會的科學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新科學。
七、結論
儘管年僅26歲的韋郭茲基在1920年便被醫師證實患上肺癆，而且其後數次療治並未痊癒，甚至每次醫師還診斷他活不了幾個月，但他仍舊硬撐至1934年（得病後14年之久）才過世。在這個非常短暫的生涯中他奉獻其後半生（1924 年以後）的10年於心理學的實驗、報告寫作和演講之上，可以說為心理學而活的一生（Keiler對韋郭茲基的描寫，也是介紹他生平與學說的專書中之標題），不畏病苦、堅持學術始終一貫的毅力和拼鬥，令人肅然起敬。他完成188篇學術論文、實驗報告，以及10本完整的專書與遺稿，尤令人驚佩。除了任職莫斯科第一大學、第二大學（1924年至26年任助教；1926-31年 商校等教育、心理、兒教等院所授課。
他教授的課目除了實驗心理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學、心理實驗、缺陷學（視聽障特教）、實驗藝術科學等可謂課目眾多、範圍很大。除此之外，他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國民教育會議，也參加各種各樣的心理學會、社團、腦神經治療會議，並與布隆斯基、寇尼洛夫被推為心理學方法討論委員會任委員，可以說年紀輕輕便擔任學術團體的要職。他還一度擔任《缺陷學的問題》一科學誌之發行人，以及《心理學》、《教育學》等之編輯。
韋氏為人隨和，對朋友熱情，對學生愛護，以致他的同僚好友不限於俄國專家學者，連知名的德國學者Kurt Lewin和Kurt Koffka、詩人Mandelstam、大心理學家雷翁提夫、大導演與電影理論家S. Eyzenstein、黑格爾著作俄文編輯者B. Stolper、語言學家N. Marr（馬爾）等等都是好友，這與他精通心理學、語言學、教育學之外，還嫻熟文學、藝術、哲學有關。尤其對其妻子 兩個女兒照顧有加，在他死後，女兒還任他建立的心理學研究所所長。總之，這是一位把學術當成生命，把科學當作宗教，但又特別講究方法論的嚴謹學者，他是把飛揚的創造力與批判性的思想加以結合的理論者，也是深受科學滲透、蠱惑的學問執著者。他一生並沒有屬於他自己的工作室，他只有利用其住家當成寫作和朋友研討之場所，但卻孜孜矻矻完成那麼多著作。
由於盧立亞（A. R. Luria 1902-1977）與雷翁提夫（A. N. Leontief 1903-1979）和韋郭茲基過從甚密，他們三人合創的「文化史理論」後來在1950年代形成了「文化史學派」，不但在舊蘇聯獲得矚目與讚揚，也在國際學術界引發討論與承認。這算是韋氏死後20 年後得來的佳譽，與身後之殊榮，儘管這種死後的尊榮來得太遲了（以上資料參考Keiler, 2002: 22-43）。
引用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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